过去几年，当香港教育深受“恋殖”“反中”等病毒侵扰时，汉鼎书院显得与众不同。在“修例风波”等乱港事件中，该校师生无人参与，并表现出对国家的认同。

　　汉鼎书院创校校监徐莉表示，她2007年通过“输入内地人才计划”来港，在目睹香港在国学、历史等科目教育的诸多问题后，和同道者按自己的理念办了这所私立国际学校，并被越来越多的香港家庭认可。

　　来港不久，徐莉曾受聘于香港某顶尖国际学校中文部任课程主任，当地学生有关“英国为什么不要我们”的问题极大地刺激了她，让她认识到，“虽然香港主权已回归了十年，但人心却完全没有同步”。

　　作为有30年教龄的中文老师，徐莉坚信中文、历史及文化教育是身份认同的关键。然而香港现行教育体制中，中国历史科（中史）因为2001年前后的教育改革导致学科极度边缘化，加之DSE（高考）试题艰深，学生“知难而退”，每年报考人数不足应届生的1/10，大量学校不设中史。

　　语文教学中，有老师在讲《岳阳楼记》时不突出“先天下之忧而忧，后天下之乐而乐”的家国情怀，只是把重点落在“游记”上，如此一来，很难将中华文化的意涵和精髓传递给学生。

　　徐莉当时也尝试在校内做出改变，可不尽人意：一是老一代、有较好国学修养的老师已经退休，新一代老师根基普遍不足，队伍青黄不接；二是部分港人仍对普通话有抵触，认为以普通话教学有“赤化”学生之嫌。尽管香港教育局、考评局早已允许学生以简体字参与标准化考试，实际操作却困难重重。

　　有一次，徐莉还因为给学生讲“中国共产党的诞生”而被投诉，这让之前从未被家长“告过状”的徐莉反思颇多：香港社会造成今天的局面，欠缺中国文化身份认同是重要原因。她决定要按自己的理念办学，强调以中文为本，使用“人教版”教材，实行普通话和英语教学，打消家长怕“孩子不够国际化”的顾虑。

　　同时，她认为香港学生数理基础薄弱，对世界缺乏基本了解，无论是通识教育中毫无边际的“批判”，还是近些年社会运动中“不着调”的论辩，都受到这些因素的影响。

　　汉鼎书院位于港岛南区黄竹坑的Genesis工业大厦内，1到3层是校舍，另有一层设置为办公区域。徐莉透露，学校2017年首次面向社会招生时，有内地背景的学生多，但经过几年发展，现在180名学生中有一半是香港学生，相当部分是去年“黑暴”之后入学的。

　　徐莉说，“家长也怕本地的学校会教坏孩子”，由于持相近理念，该校师生以及学生家长无一人参与“修例风波”中的暴力活动，相反大家积极参加“国歌快闪”等正能量的活动。

　　谈到香港社会以及学生中存在的“恋殖”“反中”倾向，徐莉表示，要辩证看待，站在国家民族角度否定“殖民”的同时，承认香港现存优势和与英国存在的联系。在英文还是世界主要语言、“反共”情结仍有市场的当下，扎根于中国传统文化和历史根基，来打动学生。

　　香港教师队伍整体“偏黄”，这一代是否完全指望不上？对此话题，徐莉否定这种观点。她肯定绝大部分的香港老师温柔细腻，关爱学生。香港国安法的实施，可以给极少数涉嫌违法的教师划清红线。

　　此外，应加强对教育管理者的监督，把绝大多数老师看成“可争取对象”——理论上提供培训和指引，实践上，也可定期让他们到内地参观、了解国家的发展变化。鉴于前些年有学校寒暑假组织的内地参访活动因“走马观花”导致效果有限，她建议可“深度定制”内地行，加强对国家认同的构建。

　　据汉鼎书院一位历史老师介绍，从一线教学经验看，中学生已有一定的思考能力，每天放学后也要接触社会，因此历史课也不能完全脱离现实。讲好中史课，能让学生说起现今国内发生的事，不会觉得“这是别人家的事”，也会更关注国内发生了什么。

　　但过去的情况是，香港的历史教科书少有“价值判断”，如讲鸦片战争的部分只注重对事件的梳理，因此，有些学生即便学习中史，也未必会建立单向的国家认同。相比，内地老师会考虑怎样更能触发学生的感情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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